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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南京大屠杀被政治扭曲

已有 240 次阅读2012-2-24 15:27 | 南京, 美国, 朝鲜战争, 新中国成立, 共产主义

对日仇恨被引向对美仇恨,西方友人被错批成凶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在远东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我国为了政权稳定,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美政治运动,这种东西对立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更为剧烈。为配合反美政治运动,我国有意识地培养民众“仇美”心态。当时人民对“美帝”的仇恨相当模糊,对于日本的却仇恨刻骨铭心。这种情况在南京尤其如此,南京市第七区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报告中写道:“16、17两日分别在浦口及南门区开了两浦工商界控诉大会,计到群众1187人,参加控诉者20人,材料多系受日寇迫害事实,故对日仇恨,而对美帝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意识地把民众对日本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

1951年初,我国以美国对日单独媾和、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和约》以及重新武装日本为切入点,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控诉运动。在控诉运动中,南京大屠杀自然被当作重点宣传对象。在宣传时,我国将日军暴行的控诉与美帝和反革命分子的罪恶相联系,最后引导民众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在这种宣传策略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歪曲了,甚至将原本救助难民的西方友人被错批判成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

“西方人士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用许多巧妙名词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说什么‘南京难民区’的地位是‘中立’‘特殊’的……好一个‘中立’‘特殊’的地位啊,日寇在这里找到了怀着无限诚意并听其摆布指挥的‘合作者’和代理者了”。在难民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曾经不顾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责为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遇难者纪念碑文被大幅度改写以证明国民党“卖国投降”

建国以来,阶级斗争一直作为正统理论,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尤其在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更演变成一系列的狂热社会运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亦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斗争”焊在一起。在“阶级斗争”路线下,国民党政权是“腐朽堕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在整个抗战历史叙述中,国民党的历史功绩长期被刻意掩埋,南京大屠杀也被当作国民党政权“消极抵抗、卖国投降”的证明而受到侵蚀。南京下关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的变迁,说明了这一点:

“建于1947年的南京下关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1951年被电厂工人砸毁重建,纪念碑文被大幅度地改写。将纪念的对象,又增加了两名在1950年2月28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中牺牲的工人,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电厂45名工人的遇难,说成是‘将匪帮和日寇迫害而死的’;将抗战初期南京沦陷时的国民政府,描写成‘蒋匪帮的那些反动头子和他们的奴才走狗,早已逃到四川和香港,他们正在那里盘算向日寇卖国投降的阴谋’;将抗战胜利后厂方建碑纪念死难工人的行为,说成是‘欺骗手段’、‘假仁假义’、‘让我们被迫害而死的弟兄们含冤受辱’、‘要麻痹我们工人的阶级仇恨心和削弱我们工人的斗争意志’、‘真是阴狠毒辣到了极点’等,改写后的碑文强化了阶级矛盾,大大淡化了民族矛盾。”(《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梅汝璈写南京大屠杀被批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抗日战争描述有着十分严重“浪漫化”倾向。在“地道战”“地雷战”等为代表抗日题材的电影里头,不长脑袋幼稚到极点的日本鬼子被聪明机智的老百姓打得抱头鼠窜。可以想象,在这种氛围之下,讲述中国人民的生灵涂炭十分不合时宜。所以,不难理解,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战斗的青春》被诬蔑成“大毒草”,其罪状之一就是“恣意污蔑抗日军民、大肆渲染战争恐怖……梅汝璈撰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卖国贼’。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这些问题做检查交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和研究举步维艰

除了受到东西方冷战以及阶级斗争意识影响外,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还受到中日关系变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对日方针。1954年,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对南京大屠杀系统的揭露和批判、研究开展得十分艰难。甚至当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修建,也不得不考虑到中日关系。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修建参与者回忆:“中国政府对修建、扩大纪念馆非常谨慎,以免日方担忧,致使中日关系紧张。”(《南京人屠杀纪念馆与中日关系》,《新华文摘》、2007年7日)

在另一方面,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亦受到影响。

  1995年,华中师大的校长章开沅撰写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出版,但因当时处于中日关系友好期,“当时的政策是唯恐民间制造什么事端”,即使他是校长,他所在学校也没有把这项研究作为科研成果上报,反倒是销售时排长队等候的学生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安慰。(《南京大屠杀:抽象记忆和感情记忆》,王恺,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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